王治国、董丽慧 | 王宏印元曲翻译思想与翻译艺术
王治国,天津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典籍英译。董丽慧, 天津工业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翻译学。
内容摘要:通过对王宏印元曲英译艺术进行译学释解,文章发现其元曲翻译呈现出 “ 会通 ” 的艺术特征。“ 会通 ” 翻译表现为以曲意为核心保留曲意雅俗特点的圆融阐译;采用英语诗歌表达方式的形式再造;体现元曲雅俗交融风格的现代意味。“ 会通 ” 式英译对元曲域外传播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王宏印;元曲;翻译艺术;会通
作为中国文学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元散曲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组成 部分,然而至今未见较为系统的翻译阐述。诗人和文学翻译家王宏印长期致力于中国 文化典籍翻译研究,他根据思想性、艺术性和可译性标准,广泛收集了不同时期、主题、作家的散曲作品 96 首,选译而成《英译元曲百首》是近年来元散曲研究和英译的最新成果。王宏印在翻译实践中凸显了散曲在内容和风格上的特点,并结合西方的诗歌形 式和表达方式对散曲进行艺术转换,提高了中国传统文学形式的可接受性。本文尝试 通过分析王宏印元曲英译的艺术实践,总结其 “ 会通式 ” 翻译思想的艺术特点,旨在为元散曲翻译研究抛砖引玉。
元曲翻译研究概述
国外元散曲翻译开始较早,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译者身份多元,有本土学者和华裔学者,译者水平参差不齐,导致翻译质量有好有坏,但无疑都对散曲的传播和中国文学的弘扬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 1967 年杨富森和梅茨格(Richard F. S.Yang & Charles R. Metzger)的《元曲五十首:十三世纪的中国诗歌》(Fifty Songs from the Yuan: Poetry of 13th Century China)开始,截止到 1991 年,共陆续出版了八个译本。国内元散曲翻译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目前共有七个译本,译者都是文学翻译大师, 翻译质量比较高。国内元散曲的译本始于翁显良《古诗英译》中所节选的部分散曲, 到 2013 年,已出版分别由许渊冲、周方珠等翻译的共七个译本,最新的便是 2013 年王宏印的《英译元曲百首》。
英语世界中的学者对中国散曲的研究较少,大多出现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之后, 主要是对散曲内容和题材、格律、体制和写作技巧,以及散曲的作家及作品展开了研 究。就散曲的内容题材而言,西方汉学家柯润璞(J. I. Crump)在《上都乐府》(Songs from Xanadu)和《上都乐府续》(More Songs from Xanadu)中认为,“ 元散曲的主要题材是非抗争性的,多数散曲都表现了爱情、虚无、享乐、归隐等传统文学主题 ”(赵志方 114);黎得机(Kurt W. Radtke)在其博士论文《杨朝英编的散曲集 < 阳春白雪 > 所收小令之韵律和结构研究》中,将元散曲分为三种题材类型,即“ 爱情类,享乐类(酒醉、闲适和享受)以及悟世散曲(不逐功名、虚空无为、咏史类的历史事件和人物)”(Radtke 1-2)。就散曲的格律、体制和写作技巧来看,柯润璞在《上都乐府》中,试图理清元曲韵律的相关理论的混乱情况,构建一个全新的理论体系。关于散曲作家及作品的研究, 主要为林理彰(R. J. Lynn)在华盛顿大学的硕士学位论文中记述了贯云石的生平、地位和作品,并且从“ 典故(allusion)”“ 意象(imagery)”“ 象征(symbolism)”“ 措辞(diction)”和 “ 表现(express)” 等五个方面分析其作品的特点(Lynn 80-121)。
关于元散曲翻译的研究,虽然没有相关著作,但是仍有不少学者在其论发文中分 析研究了元散曲英译的思想。柯润璞认为 “ 汉语诗歌翻译成英语时不能逐音节地对应翻译,否则汉诗的抑扬顿挫、节奏感也就全无了 ”。“ 一个译者应该用他自己语言的特征和优势翻译出能引起其它国读者兴趣的文学的独有特征”,因此他主张按照古英语韵诗的特征进行翻译(李安光 93-104)。周方珠在《论元散曲翻译中的模糊再现》中, 分析了文学的基本属性之一 —— 模糊也是散曲的一大特征,散曲中充满了“ 语义模糊、意象模糊、句法模糊、语用模糊和主题模糊” 等,文学上的模糊能够造成文学空白(literary gaps),形成文本召唤结构(appealing structure), 最终唤起读者的想象,完成审美过程。所以元散曲翻译中可采用 “ 留白 ” 手法,在译作中留下像原作那样的想象空间(周方珠 90)。吴敬礼在《元散曲英译中的文体学意识 —— 从曲名英译谈起》中,分析总结了七种散曲标题英译的方法:“ 另创标题”、“ 只译曲题(不译宫调曲牌)”、“ 只译曲牌”、“ 音译宫调和曲牌,意译标题”、“ 意译曲牌和标题”、“ 曲牌音译意译相结合,曲题意译”、“ 宫调音译 , 曲牌音译与意译结合,曲题意译 ”(吴敬礼 115-118)。
王宏印的《英译元曲百首》作为元曲翻译研究的最新成果,入选《外教社中国文化汉外对照丛书》,自 2013 年出版以来,经 2014 年再版,已印 1100 册,受到众多学者的研究和关注。然而,对该作品的系统研究目前仅有两篇硕士论文(王楠,2016;杜园, 2020),均关注王宏印散曲翻译实践中采用的技巧和方法,并没有聚焦王宏印元曲翻 译思想的总结与提炼。实际上,王宏印在《英译元曲百首》中综合元曲研究与翻译, 融异化与归化于一体,包含着独特的元曲英译见解与思想,亟需学界进行爬梳与释解。
王宏印元曲“会通”翻译思想
笔者曾撰文提炼出王宏印先生散曲翻译之 “ 散译 ” 原则和策略三个层面:即诗境再造、诗事再现和诗情再传。“ 散译 ” 之译,在于通过追求元散曲的意境至上、散曲文化的联想共鸣和诗情的化曲为直三个维度,将元散曲之魂注入英语句法结构和文化背景,从而在异域语境中重现元散曲的诗歌活力(董丽慧、王治国 193)。对王宏印《英译元曲百首》的进一步考察,尤其是对其译笔的文本考察,发现其英译实践呈现出传统文化中 “ 会通 ” 的艺术特征,不妨可以称之为 “ 会通 ” 式英译。
“ 会通 ” 一词正式出现于《周易 • 系辞上》,指会合疏通之意,现通常用在谈论中西印文化比较研究的语境中,是具有中华文化特色的词语之一。“ 会通 ” 精神强调的是融合、创新,而不是冲突、对抗,是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当下人文学术工作者面临的一个历史责任,就是在学术研究和文化建设方面,真正做到中外贯通,即 “ 会通 ”。王宏印在长期耕耘实践中形成了丰厚的典籍翻译思想和独特的理论体系,体现出 “ 哲思贯通、融会大成;匠心独具、另辟蹊径;跨界重组、融合创新 ” 的 “ 会通 ” 旨趣, 这一点在元散曲英译中表现的尤为明显(王治国 39)。概而言之,王宏印元曲 “ 会通” 翻译思想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首先,圆融阐译。元曲题材类型广泛,其中不乏如诗词般意境悠远的写景之作, 该类作品通过意象的堆叠营造某种特殊的意境,带给人无限的感慨,其曲意蕴含于意象和意境之中,因此翻译的重点也就在于翻译意象和再现意境。元散曲也常见以小见大之颇有哲理的作品,常通过描写生活中常见的小事来表现作者所赞同的某种哲学思想,这便是此类作品的写作意图,即 “ 曲意 ” 所在。如《殿前欢 • 梅花》一首,通过妻子与丈夫简单的对话表现出曲家万物一体的境界,追求精神自由和实现逍遥人生的理想。所以,译者重点翻译其主题,即哲思的传达。
与严复提出的 “ 信、达、雅 ” 和许渊冲提出的 “ 三美论 ” 类似,王宏印的元曲英译思想涉及到内容、形式和更高层次的风格特征,相对较为圆融完善。诗歌英译要适当从宏观视角来看,同样,元曲英译自然也不应拘泥于形式、韵脚、或各类名称。在一定程度上而言,王宏印摆脱散曲形式束缚,连同不重要的成分作背景化处理,而把握其中的要旨 —— 曲意及风格,运用现代英语诗歌形式,吸收西方经典表达,创造富于生命力的翻译作品,于新时代再次赋予元散曲以生机活力。
其次,形式再造。文学作品的特点在于艺术性,文学作品的英译也需以艺术性为 旨归。王宏印元曲英译 “ 会通 ” 的创新性就在于此,即在理论上打破外在形式对诗歌英译的束缚,又在实践中给予典范,在输出中国文学的同时吸收西方经典表达,融会 贯通呈现出不可多得的艺术作品。王宏印精心挑选兼具思想性、艺术性和可译性的散曲, 采取异化的翻译手法,包括略去词牌、深化意向和浅化音形,采用现代英语诗歌形式和表现手法,突出主题和读者的情感体验,使得译文更加鲜活而富有生命力。正如蔡华在评析汪榕培先生译笔时所言:“ 重视译诗关乎‘ 情 ’ 的译入语,‘ 陌生化 ’ 的译介表现十分娴熟,译语精当地传递了原诗的整体精神 ”(蔡华 86)。毫无疑问,王宏印先生做到了这一点。
王宏印运用现代英语和现代诗歌形式,不追求古雅,而注意通俗,将中国古代散曲置于现代英语和西方诗歌形式当中,将中国古代内容与西方现代形式结合,使得西方读者能在熟悉的诗歌形式中领悟到中国的曲意。散曲与诗词不同,其突出特点在于大俗大雅的风格特质,所以王宏印认为翻译散曲不能一味的追求“ 雅 ”,更不追求使用古体英语来体现元代文学古色古香的特点,而是要面向外文读者,使其读懂意思、领会意境、体验情感。从形式上来看,译者采用现代诗歌形式,这似乎违背了多年来中国译者信奉的诗歌翻译原则,即形式是诗歌的一大特点,在诗歌翻译押韵的古体诗必不可少。而王宏印的译法也正是其勇于突破创新的展现。
最后,现代意味。“ 会通 ” 式英译十分注重翻译效果,既基于元曲的曲意传达,又着眼于英译文的译者阅读感受。王宏印元曲翻译的取向是现代诗,而非押韵体。既在理解元曲方面向现代诗歌意义的理解过渡,又在表达方面吸收和借鉴英文诗歌的词语和意象,使元曲翻译的感觉具有英文和现代的味道。翻译元曲整个句子或诗节的行文, 要抓取主要的信息点,或是词语,或是意象,或是关系或是哲理行文。既不要过于拘泥于字面,也不要完全离开要旨,也就是行文要若即若离,相互照应,彼此兼顾。只要无助于诗意表现的,就可以采用灵活的艺术处理方法加以对待。关于王宏印元曲“ 会通” 翻译思想或者“ 会通” 式英译的提炼,只是对王宏印元曲英译思想的初步总结和梳理,实际上,元散曲翻译理论体系的构成道阻且长,仍需更加深入广泛的分析和研究, 尤其是在翻译风格艺术方面的探索。
在《英译元曲百首》中,王宏印将归化翻译和异化翻译合而为一,即在翻译中突出强调原作中最重要的元素 —— 主题、意象、意境,或者习俗、方言,又或特殊的个人体验。而将这些对于读者相对陌生的内容融入到现代英语诗歌形式当中,加上吸收西方典故和表现手法,借助中西对照联想,形成有利于理解和接受的英语语境和阅读氛围。具体表现为翻译以曲意为核心的艺术再现,借用西方诗歌表现方式和表达方式, 以突出元曲雅俗交错的风格再融特征。
( 一)曲意风格的艺术再现
王宏印在《文学翻译批评论稿》中认为 “ 诗既是一种陈述 , 更是一种表现。许多读者不能了解这一点,不会读诗,他们只把粗浅的事实记述下来,读不出诗味来,因而常常错失了诗歌的本意 ”。“ 诗意的丧失,同时伴随着对诗中所包含的诗人的情感
(feeling)、语调(tone)以及诗人的意图(intention)的误解或不了解。这些,连同诗意本身 , 便构成了瑞恰兹所谓的诗歌四要素 ”( 王宏印,《文学翻译批评论稿》199)。可见译者认为诗意的获得对于翻译的重要意义。将诗歌的 “ 诗意 ” 具体到作为诗歌中的一个种类 —— 元曲上来说,“ 曲意 ” 就是元散曲翻译的第一要义。“ 曲意 ” 指的是元曲的主题和主要内容,以及主人公或作者的表达语气和意图。
元曲之所以与诗词不同,就在于其中的俗文学特点。曲中增添了众多口语化表达、方言和俗语,这无疑是元散曲独特性的表现之一,表现了其大俗大雅的张力,这类表达也是翻译中重点思考的对象。此外,元散曲多代言体,通过小人物的视角表现生活中的意趣,生动活泼。这些作品虽没有深刻的意蕴,但仅真实大胆的描写就足以带给读者新颖的审美体验。这类作品的曲意无疑在于其个人体验的趣旨。以《双调• 沉醉东风• 春情》为例,原文如下:
一自多才间阔,
几时盼得成合?
今日个猛见他,门前过。
待唤着怕人瞧科,
我这里高唱当时水调歌,
要识得声音是我!
译文如下:
Meeting, Unexpected
We’ve long parted from each other.
When shall we meet again?
Today, to my great joy,
He is passing by my door.
Should I call him, but lest people laugh,
I burst into a song—and by it
You should know me, my dear!(王宏印,《英译元曲百首》135)
作者抓住高声歌唱这样一个特定的片刻场景,从一位女子视角和口吻描写其内心独白,把怀春少女与心上人离隔多日而骤然相见的情景生动传神地勾勒出来,塑造了一个活泼纯真、热情聪慧的民间女子形象。该作品没有深远的意境,亦无厚重的哲学思想,而是简单的少女怀春之作,侧重点在于生动鲜活的人物塑造和生活场景的描绘。首先就题目的翻译而言,“ 春情 ” 本身十分常见,多用于爱情为主题的散曲。而译者抓住其中的关键情节,运用戏剧化的手段另起标题为 “Meeting,Unexpected”,既突出了小令的主题,体现极具趣味的少女情怀和生活场景,又能抓住读者的眼球。其次,原作以少女的第一人称视角来讲述故事,译者同样以第一人称视角翻译,不同的是,每一句都补充了其隐含的代言对象即主语以及宾语,以清晰地展现故事情节。第一句意思是我们两人很久没见,主语是 “we”;第三句意思是今天突然看到她从我门前经过, 主语是 “he”;最后一句直接说明受体是 “you”——“my dear”。通过补充人称,故事更加清晰明了,少女也能更加直接表达自己的心情。王宏印翻译时从题目开始即将镜头聚焦到情节高潮之处,接着才将故事原委缓缓道出,增加明确人称,指出暗含的主语或宾语,突出 “ 曲意 ” 来再现风格 , 淋漓尽致地展现出一位内心矛盾而十分机智的怀春少女形象,给读者以沉浸式的审美体验。
(二)英诗表达形式的借用
一般认为文体变异在翻译中是不忠实的体现,尤其是诗歌这一文学色彩格外强烈 的文体,必须保留其文体特征,或者可以采用古代英语来体现中国古代诗歌的古色古香。王宏印认为这种刻板的认识是忠实论的余韵,或者是对文体和风格认识不够透彻造成 的 —— 认为改变文体就是改变风格。其实文体变异有两种情况:“ 一是文体内部的变异(intra-genre variation),一种是文体之间的变异(inter-genre variation)”(王宏印,《文学翻译批评论稿》199)。若译者将严谨的唐诗翻译成英语的自由诗,那就属于诗歌文体内部的变异,若将诗歌翻译为散文,那么就属于文体之间的变异,译本的表达效果则有可能降低甚至大打折扣。毫无疑问,王宏印在《英译元曲百首》中采用的是将中国的古体诗歌翻译为现代诗体,属于文体内部的变异,采用此种方法,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保留散曲形式,而且在译本中体现散曲比诗词更加灵活的句式以及文体特点。
王宏印吸收西方典故和表现手法,借助中西对照和联想,形成易于理解和接受的英语语境和阅读氛围。如果将上文突出曲意以再现风格视为异化翻译策略的话,那么吸收西方典故和表现手法则属于归化翻译,即把源语本土化,以目标语或译文读者为归宿,采取目标语读者所习惯的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吸收西方典故指的是散曲中某些表达的意思与西方某些典故的意思相似,此时译者则选择了贴近外文读者的翻译方法,以引起外文读者独特的文化联想,与中文读者产生共鸣,获得一致的审美感受。以《凭栏人 • 寄征衣》为例,原文如下:
欲寄君衣君不还,
不寄君衣君又寒。
寄与不寄间,
妾身千万难。
译文如下:
Winter Clothes
If I send you winter clothes,
You’ll never return.
If I don’t send you winter clothes,
You’ll never get warm.
To do it or not, that is the question
For me! Hard to decide!(王宏印,《英译元曲百首》57)
古代丈夫常常离家,或征战,或行役,天气转凉时,妻子就给丈夫寄上冬天穿的 厚衣服。此曲全以思妇的口吻写出。寒冬已至,妻子在苦寒之地想到丈夫,想给他寄寒衣, 但一转念,他有了寒衣,就会不急于归家了。这样一来,与其寄,不如不寄。但再一 转念,若不寄,丈夫就会衣薄被单忍饥受冻了。于是,寄也难,不寄也难。妻子左思 右想,辗转踌躇,犹豫不决。虽然没有从正面写思念二字,却通过写妻子内心的为难,处处显示她对丈夫爱之深,念之切。妻子这样难的处境通过译者的巧妙处理,借用了《哈姆雷特》中的经典台词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这句台词原本是哈姆雷特面对生死抉择的时候,无法做出决定而说,体现出哈姆雷特此时犹豫不决的心理。译者借用这个经典的句式,改为 “To do it or not, that is the question”,引起读者对于哈姆雷特的联想,则能够体会妻子此时无法决定寄还是不寄衣服的纠结心理,这正是镜头聚焦的点,是引起读者同情的内容,也是审美特点 “ 机趣 ” 所在。因此,译者此处借用外文读者所熟知的表达方式,引起联想共鸣,让外文读者获得类似的审美感受。
(三)雅俗交错的风格再融
元散曲集古今雅俗艺术之大成。具体而言,元散曲中“ 雅” 表现为对偶修辞手法、典故的使用以及代表经典文化意蕴的开放式结尾艺术。“ 俗 ” 文化特质在文本层面表现为市民化的语汇构成和散文化的语篇结构两个方面。王宏印在翻译时采用以雅译雅, 以俗译俗的翻译策略,再现每一首散曲或雅或俗、亦雅亦俗的风格特色。以《中吕• 朝天子 • 志感》为例,原文如下:
不读书有权,不识字有钱,
不晓事倒有人夸荐。
老天只恁忒心偏,贤和愚无分辨。
折挫英雄,消磨良善,越聪明越运蹇。
志高如鲁连,德过如闵骞,
依本分只落的人轻贱。
译文如下:
Fallacy
The illiterate assumes power,
The unlettered gains wealth;
Man of ignorance often enjoy
Recommendation and promotion.
Is Heaven’s will So weak that it cannot tell
Wise from foolish or good from evil?
Why do the heroes fail to achieve
And the talents fail to become?
The best is often fated to be the worst.
Ambition is one, and virtue is one.
What if one is both ambitious and virtuous?
He is wrongfully disgraced,
If he commits himself to the best.(王宏印,《英译元曲百首》203)
该曲先揭露当时一反常态的怪现象:当官掌权的并不是读书人。因此,管理国家的官员不懂治国之理,而善于逢迎巴结,所以不明道理的人却受到别人夸赞,这也是必然的结果。接着,评论这种反常的怪现象,抒发感慨。作者不敢指责朝廷、指责天子, 只能指责老天偏心,贤和愚、善与恶都分辨不清。导致越聪明、越有才干的人困厄潦 倒,与草木同朽。之后,列举两个典故:节操高洁的鲁仲连和品德可敬的闵子骞。鲁 连为战国齐人,游赵国时,适逢秦兵围赵,魏国使臣新垣衍到达赵国,商议尊秦为帝 以求其罢兵,鲁仲连向平原君极力劝谏,又说服魏国救助赵国。后秦兵解围去,平原 君赠鲁千金,他却笑而不纳。闵骞,即闵子骞,春秋鲁人,是孔子弟子,以有德行著名。从整体来看,该作当中有对偶和典故等雅元素的运用,又有 “ 忒 ”、“ 只落的 ” 等口语化的俗化表达,共同反映出元代社会的黑暗现实,是亦俗亦雅,介于大雅大俗之间之作。
面对如此风格,王宏印再现了前两句的对偶修辞,而省略两个典故,只将典故前 的 “ 志 ” 和 “ 德 ” 翻译出来。正如译者所说“ 典故只要不是特别需要,由于不被西方读者所了解,可不保留 ”(王宏印,《英译元曲百首》203)。的确,元散中的典故应用虽承接了以往的方式,但也有其特点,即放弃了典故的深度,而以铺排为尚,以数量 上的优势形成一种语言、情绪上的气势。所以此处不保留也并没有减弱原作批评元代 政治制度和道德沦丧之意,反而降低深度,使译文简洁有力。再以三个问句表明立场, 直抒胸臆,将原作中口语化表达倾向以问句形式展现,层层递进,增强气势和情感浓度。如此,一雅一俗之间,再现该曲风格特点。
结语
元曲有其自身的文学特色、风格特点,因此元曲英译无法与诗词英译思想和理论完全等同。王宏印元曲英译以艺术效果为归旨,既表现出元曲的核心内容、风格特质, 又最大程度地考虑译文接受性,对元曲的英文表达进行了创造性艺术转换。通过对王宏印《英译元曲百首》艺术实践的文本考察,从其对于诗歌英译的见解以及元曲英译实践中,本文尝试阐发其元曲英译的 “ 会通 ” 特征。当然,对王宏印元曲翻译思想与风格艺术开展较为详尽的译学阐释,需要学界同仁的持续关注与共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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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治国、董丽慧,王宏印元曲翻译思想与翻译艺术,《外国语文研究》2022年第3期。为适应微信风格,删除了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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